编者按：2016年8月11日-12日，首届罗梭江科学教育论坛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召开。大会以“创新与合作——探索科学教育新途径”为主题，来自中科院、环保部、科技部、以及大专院校、植物园、博物馆、科技馆、民间自然教育机构等全国120余名中国科普领域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在罗梭江科学教育论坛这个平台上激荡思想、交流经验、百家争鸣。
本文根据陈进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主任，中国植物园联盟理事长）在论坛上发表的大会报告录音整理，以飨读者。
环境问题是一个邪恶的问题
英语里有一个词wicked-problem，用来形容那些由于不完整、相互矛盾或需要的环境发展变化了却未被发现，而使得解决这一类问题变得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这个词通常被翻译成“邪恶问题”、“棘手问题”、“难解问题”或“抗解问题”。
环境问题也被认为是一个“邪恶”的问题，很难通过短期、简单或“一招鲜”的方法来解决。人们对它有着许多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观点，不易分辨对错。而且，它一个问题连接着其他更多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又夹杂着意识、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限制。康奈尔大学的一个环境教育网络课程列举了几个邪恶问题的例子，包括气候变化、接触大自然与健康、能源利用、灾难风险、水的质量和生物多样性。实际上，这些大都是环境问题，也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当然，除此之外也还有社会的公平正义、解除贫困等其他问题。
康奈尔大学环境教育在线课程，http://www.globalee.net/
环境教育的定义
解决这样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正是环境教育的目标。那么环境教育是什么呢？以下定义虽不是最新的，但也算是比较通用的。环境教育是一种有组织的努力，旨在通过教育自然环境的功能以及人们如何通过改变行为实现人和自然可持续发展。我们暂且不管这个定义是好是坏，从这个定义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1）环境教育的对象一定是人。比如，如果我们关心大象的种群数量是增加还是减少，就不算是环境教育，因为关心的对象是大象不是人。但是如果我们关心的是人与大象的冲突，人如何保护大象等等，这才是环境教育。
2) 环境教育努力实现的目标一定是要改变人的行为的，不是坐而论道。环境教育的宗旨是要培养亲环境的公民。
环境教育的理论模型
人是环境教育的对象。但是，人也是最复杂的，想要改变他们的行为并不容易，而且人也很难评估。在我们的谚语中，有很多表述，也表明人的复杂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表明人是不容易被改变的；“知人知面不知心”，表明人的行为变化难以评估，“好了伤疤忘了痛”，说明人有些本能的东西，很难改变。
以前，人们觉得人的行为并不复杂，想要改变他们的行为，只要通过增加他们的知识，知识多了即可以改善态度，态度改变了就会出现预期的行为，即所谓的“知识－态度－行为”模型。但是，实践证明，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环境教育中常用到的计划行为理论认为，想要让人们出现预期的某种行为或行为改变，首先要让它们产生行为意愿，而行为意愿的产生又受以下方面的影响：1) 态度， 2) 主观感知的社会规范，也就是周边的人的观点看法；3) 主观感知的完成某种行为的能力。但是，计划行为理论也仅仅是给了我们一些提示，当中还有很多我们需要优化的地方。比如知识、信念以及很多我们还没测量出来的变量，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另外，这些变量改变的是行为意愿，从行为意愿到行为的产生又是一个怎样的过程？这当中同样值得我们探究。
人的复杂性还表现在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观。上图是我的学生吴蒙给我的一张图表。从中可以看出，实证主义认为，世界是在人的认识之外独立存在的，世界是可知的。而另一极端建构主义则认为，我们觉得真实客观的世界其实是我们主观感知建构出来的世界。后实证主义及批判理论介于两者之间。所以说，我们说的自然是什么、人与自然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的研究，也还没有定论。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对自然的理解、代表自然的符号都是不同的。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指导的是如何改变人的行为，但是我们希望改变的并不是人的单次行为，而是希望人们形成一种行为习惯。与此相关的跨理论行为变化模型（Transtheretical Model of Behavior Change）认为，人们从“前意识”、“意识”、“决心”、“行为”到“习惯”一共经历5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他们都有可能退出。其中的借鉴意义就在于，当我们组织环境教育活动时，我们需要看看受众原来处于什么阶段，参加完环境教育活动以后又处于什么阶段; 我们尽管不能保证他们参加一次环境教育活动即会形成习惯，但是他们在上面所说的五个阶段往前挪一步，每挪一步都是希望，都离最终目标近了一步。
环境教育需要跨学科的交叉与协同
知道了这么多理论，知道了人的复杂性，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环境教育需要多学科的交叉、协同与综合运用，比如保护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公民科学、脑科学、传播学、教育学、环境／保护心理学、社会／组织行为学等等。从事自然科学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们，由于存在认识论等方面的差异，彼此本能存在偏见，而二者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又是必不可少的。
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可以有效地避免进行环境教育评估和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比如统计学中经常提到的I型错误和II型错误。I型错误指的是拒绝了一个不该拒绝的零假说，II型错误是有理由拒绝零假说但没能拒绝。
举一个例子，一群学生到植物园进行了一次浏览体验，我们想要知道这样的游览体验对他们环境保护的意愿是否产生了影响。如果我们单纯使用定量研究，采用调查表的方法，结果发现游览前后学生保护意愿差异很显著。但是，可能没想到的是，其中的很多干扰因素，比如有的学生知道我们的预期后，有意在填调查表的时候满足我们的预期。实际上学生游览前后的保护意愿可能并没有什么差异。这就相当于犯了I型错误。相反地，一次环境教育活动过后，调查表数据显示学生参加活动前后保护意愿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实际上真的是没变化吗？或许这样的变化没有发生在每个学生身上，只是对个别学生产生了作用；这样的环境教育活动本身是有效的。所以，像这样断定活动前后没有变化就是犯了II型错误。
下面，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怎么用定性、定量或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环境教育研究。
参与李丹青访谈的环保组织
很多人认为，环境保护工作需要积极甚至狂热的环境保护分子的推动。而这些人员的产生和他们的重要生命经验有强烈的联系。我的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学生李丹青就研究了这个方面，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方面的研究不多，特别是在国内。她首先以青年环境行动者为研究样本，从中提取影响环境行动形成的重要生命经验。通过34人次的访谈，她从中提取了20项重要生命经验。其中，接受访谈的人员大多数是环保组织工作者。在20项重要生命经验中，对形成环境行动影响最大的是幼年／小学时期的自然经验和环保组织。但是，全国天南海北那么多环境行动者，通过30几个人的小样本就得出结论，可靠吗？这样可能会犯I型错误。于是，她根据提取到的20项重要生命经验设计了调查问卷，通过网络向全国7所大学主修生物科学、环境科学和经济学的大三大四学生发放，共收回606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幼年和小学时期的自然经验、环保组织的参与的确会对环境行动形成较大的影响，除此之外，大学时期的自然经验和生命信念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篇文章以Significant life experi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action among Chinese students发表在2014年6月份的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杂志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
环境教育需要创新的方法
解决像环境问题这样复杂的邪恶问题需要创新的方法。当今的新媒体和新信息空间对环境教育一方面产生了无法阻挡的影响，一方面也提供了机会，比如说Citizen Science（公民科学）。它也是我们这次论坛的一个重要议题。
我们知道，科学教育和环境教育很显然是有区别的，科学教育旨在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环境教育是培养亲环境的公民。科学教育和环境教育有时是有矛盾的。比如说，解剖青蛙的科学实验在科学家眼里很正常，在环境保护人眼中是不可接受的。尽管这当中存在很多冲突，但是我们可以找到方法让二者共容共进。Citizen Science就是一个例子，它既可以解决科学的问题，又可以提供机会把公众带入到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当中。
以气候变化教育为例，我们天天讲气候变化，但是它与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威胁实际上是缺乏联系的。这好比温水煮青蛙，很多人感受不到气候变化的威胁，使得气候变化教育的行动很难进行、目标很难实现。关于气候变化,我的观点是：1)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真实的挑战，”狼真的来了”；2)中国不作为，世界没希望； 3) 解决气候变化最重要最根本在于教育。比如前段时间人们对核能的抗拒，就是人们没有把核能和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威胁联系在一起的结果。而对气候变化本身，人们似乎也有非常不一样的观点，态度也不是很明朗。其中的原因可能包括信息的混杂：有的说变，有的说不变，有的说变得更冷，有的说科学家有政治阴谋。这些都导致了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比较弱。
孩子与老人交流当地的气候变化状况
如何增强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有哪些变量影响了他们的感知，这是我的一位刚刚毕业的学生胡思帆研究的方向。我们想了一个办法：让小孩与当地的老人一起交流当地的气候变化状况。我们提出了三个假说：1）人在一生的时间内应该是可以感知到气候变化的；2）小孩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在经过与当地老人的交流之后应该会变得更加具象、更加真实、更加与他们自身相关；3）这样的隔代交流可以改进小孩缓解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老人们感知到的气候变化与当地气象机构提供的数据基本上是吻合的；与老人的访谈对小孩是有影响的，比如他们变得更相信气候变化问题的存在，他们缓解气候变化的行动意愿也间接地得到提高等等。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的是，我们希望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形成相对可信的方法论，并让它得到推广。这一研究成果以Place-based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on local climateimproves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and willingness to mitigate climate change为题发表在2016年7月份的Climatic Change杂志上。
环境教育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既然环境问题是个邪恶的问题，它的复杂性就要求我们要有持之以恒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位刚刚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张卫哲的研究工作。我们经常说到自然缺乏症，但是自然缺乏症不仅仅发生在城市，就算在乡村、在西双版纳这样的地方也是个问题。为了优化教育资源，很多分布在农村的规模小的学校被合并在一起。很多小孩都是离开家乡寄宿在学校里的，学校为了安全起见，大多时候关着铁门。实际上，这些小孩接触自然的机会也是很少的。
自然观察工具包
我们想到的办法是，在那些学校成立自然观察俱乐部，让他们在老师许可的情况下对自然进行长期观察。我们为他们精心准备了34个自然观察工具包，每个包里面包含一些望远镜、放大镜、物种辨识工具书等自然观察会用到的工具。然后在10所学校发放这些自然观察工具包，并培训学生如何使用那些工具，包括如何摄影、观鸟、制作标本、观察种子生长等。研究方法采用调查表前后测和访谈两种形式。目前数据还在整理中，但是初步看来，这样的工作似乎还是比较有效的。和没有参与以及想参与没能参与的学生相比，参与了自然观察俱乐部的学生在对鸟的态度、对自然的态度以及劝说他人停止打鸟的行为意愿方面都有显著变化。
自然观察俱乐部的学生活动
总结
这几天，我们在举办为期半个月的中国植物园联盟2016年环境教育实践与研究高级培训班。可能有些人会问，偌大的中国有那么多环境问题，每次20多个人参加的环境教育培训班能有多大成效呢？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举办30年，而参加过培训的这些人像种子散布在全国各地发挥作用，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中国植物园联盟在2013年至2016年间已连续举办四期环境教育培训班
正是因为环境教育针对的是难解的邪恶问题，它甚至比造原子弹的人面对的问题还更难解决，这恰恰凸显了环境教育工作者使命的光荣。环境教育需要理论指导实践，不能想当然地断定环境教育活动有效与否，需要经过不断证伪和评估来优化方案，实现环境教育的价值。此外，环境教育需要多学科综合、创新的方法和“水滴石穿”的坚持。
最后，用Baba Dioum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今天的报告：最终，我们只会保护我们深爱的东西，我们只会爱护我们懂得的东西，我们只会懂得教诲于我们的东西。
注：本文由“逐鹿见山”微信公众号编辑整理发布，特此感谢。
